如何对付"老赖"？

《梅花烙》的作者琼瑶将《宫锁连城》的剧于正等诉至法院，琼瑶胜诉。通过法院强制实施，琼瑶总算看到了于正揭穿抱愧的希望，但即便于正抱愧，这个抱愧也迟到了近两年。事实上，像琼瑶这样遇情况并非个例，知识产权领域实施难问题由来已久,一份强制实施布告，给早年引发广泛注重的陈喆(笔名琼瑶)诉余征(笔名于正)抄袭案画上休止符。 因认为电视剧《宫锁连城》的剧本与小说《梅花烙》的独创安排高度相似，《梅花烙》的作者琼瑶将《宫锁连城》的编剧于正、湖南经视文明传达有限公司等诉至法院，2014年12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断定，断定于正等的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琼瑶胜诉；随后，于正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1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坚持原判的终审断定。 不过，关于终审断定所断定的“在新浪网、搜狐网、乐视网、凤凰网显着方位刊登致歉声明，向陈喆揭穿赔礼抱愧、消除影响的职责”，于正一向未主动实施，琼瑶遂向法院央求强制实施。4月26日，在第18个国际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北京三中院在《法制日报》刊登了该案的强制实施根据。

通过法院强制实施，琼瑶总算看到了于正揭穿抱愧的希望，但即便于正抱愧，这个抱愧也迟到了近两年。

事实上，像琼瑶这样遇上知识产权案件“老赖”的情况并非个例，知识产权领域实施难问题由来已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专利法、著作权法的执法检查陈说就指出，知识产权维权领域存在“举证难、补偿低、周期长”等问题，有些即便法院断定，也未必可以得到顺利实施。

“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抉择了知识产权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知识产权案件断定实施面临的困难首要表现为：第一，从实施标的来看，涉知识产权的实施案件往往需求一起实施‘工业’和‘行为’两层标的，即除必定数额的金钱补偿外，往往还包括央求间断侵权行为的实施，而被实施工业常常是无形工业，这比对有形工业的实施困难大许多。第二，从被实施人职责承担办法来看，知识产权案件大多触及消除影响、赔礼抱愧等职责承担，要求在报纸、网站或相关杂志上刊登声明等，法院在具体实施这些案件时需求耗费很多的精力。第三，从被实施人地域性来看，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涉外要素多，跨省、市案件多，权力人在诉讼统辖上往往会选择侵权行为地法院诉讼，实施时需求赴多个被告所在地实施，假如托付当地法院实施，则可能会遭到地方维护主义的烦扰，影响实施的效果。”我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顺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正是由于知识产权案件实施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导致被实施人对现已收效的法律文书怠于实施、躲避实施。

法治周末记者在裁判文书网的实施案件中整理发现，在知识产权类别的实施案件中，音像著作权侵权实施案件的数量有许多，此类案件的被实施人多为KTV。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2017年以来，昆明中院实施局就先后受理了194件音像著作权侵权实施案件。

据昆明中院实施局副局长王翁阳介绍，大部分涉案KTV经法院多次敦促，都以各种理由，不愿意来收取实施通知书、陈说工业令、束缚消费令等法律文书，使文书送达较为困难。部分KTV恶意改变法人信息，或在知道自己成为被实施人后，在银行央求的对公账户均没有存款，或持张望心情，不愿意主动实施还款职责，构成实施难。

4月25日晚，昆明中院实施局对昆明欢欣无限KTV采用了强制实施。正本，欢欣无限KTV未经音集协容许，在其运营场所运用《诚心英豪》《恋爱ING》《飞鸟与鱼》等40首著作权人为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的音乐电视著作，继而被我国音像著作权集体处理协会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断定，欢欣无限KTV构成侵权，断定其补偿我国音像著作权集体处理协会经济损失算计17万余元。

“欢欣无限KTV在法律文书收效后，拒领法律文书，采用‘躲、赖、横’的办法，拒不实施法定职责，该公司涉案金额巨大，我们遂抉择强制实施。”实施人员介绍。

揭穿失期信息促知产“老赖”还钱

早在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关于发布失期被实施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矩》，抉择建立失期被实施人名单准则。

“关于那些侵犯了别人著作权而又不悔改的人，甚至拒不实施收效断定的老赖，要让他们归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失期被实施人名单中，使其‘一处失期、处处受限’。”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丛立先对法治周末记者表明。

前不久，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使用揭穿失期被实施人信息的办法执结了一同知识产权案件。

福瑞博德软件开发(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公司”)是一家IT咨询、解决方案和外包效劳供货商。2014年3月24日，福瑞公司承接了上海某数码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码公司”)一软件开发项目。

根据两头签定的合同约好，数码公司供应事务需求资料，并在约好时间内支付软件开发费用等，福瑞公司则根据数码公司需求进行规划等。项目规划结束后，两头一同进行查验，并由数码公司出具查验结论性陈说。一起约好，90天内结束软件开发作业，投入试运行，项目开发费用为110万余元。2015年4月10日，上述项目通过查验，并于同年10月10日结束维护期。

可是，项目维护到期后，当福瑞公司要求数码公司付清50余万元未付金钱时，数码公司却以“查验内容还在调整，待断定后再回复”“竭力安排资金，希望可以从速支付”等各种理由推脱。

福瑞公司先后六次向数码公司发送催款函，数码公司却迟迟未付款。无法之下，福瑞公司一纸诉状将数码公司诉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要求判令数码公司支付拖欠的效劳费用52万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利息等。

上海知产法院认为，原告现已结束涉案软件的开发，并通过查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开发费用及违约金等。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断定，判令数码公司支付福瑞公司开发费用52万余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等。

数码公司不服一审断定，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高院二审驳回其上诉央求，坚持了原判。二审宣判后，数码公司仍旧未实施所欠金钱。

2017年8月14日，福瑞公司向上海三中院央求强制实施，但承办法官通过工业信息查询系统发现，数码公司名下的确无可供实施的工业。就在案件行将成为“死案”之时，实施央求人供应了“数码公司准备要上市”的条理，法院遂将数码公司的失期信息在网上揭穿。

数码公司怕“影响上市的声誉”，在法院与其多次交流的情况下，于今年年初一次性付清了欠款及违约金。

大数据同享助力破解实施难

据悉，该案系上海三中院执结的首例涉准上市公司实施案件。相关数据核算显现，上海三中院成立三年以来共执结案件639件(到2017年11月30日)，其间大都为涉知识产权实施(保全)案件。

“知识产权类案件多是触及企业间的胶葛，其间许多是新式的核算机软件企业、产品规划企业等。在实施这些企业的过程中，要统筹央求人和被实施方两头利益，尽可能坚持企业生计，避免企业去世。”上海三中院实施局法官张德毅介绍说，“有些企业只是一时资金开裂或资金反转不及时而无法偿付，我们在实施过程中，让其正常运营度过难关，进而完结债权人的利益，创造双赢形势。”

业内人士指出，破解实施难，需求各部门通力合作，建立大数据同享机制，打通最终一公里。

用法律或媒体的力量对付“老赖”,绝不姑息纵容